段伟文 | 何谓新科技哲学+科学的自然哲学向度与工具向度( 三 ) 段伟文：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

1905年的新科学革命带来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科学从日常宏观世界走向更深远的宇观和微观领域，仪器和实验等工具与手段成为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中介和条件，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科学的基本面貌——作为工具的科学成为作为自然哲学的科学或科学理论的物质性前提，前者取代后者成为更具有优势的向度。由此，科学的物质性效能在很多情况下超越理论上的可理解性而成为科学的可接受性的首要判准，工具和物质上的可实现性与效能成为科学理论的可理解性和理论实体的实在性的可操作判准——只有在找到引力波和希格斯子之后，物理学家才会最终接受广义相对论和标准模型。
这场新科学革命不仅导致了时空相对性和不可观察的微观实体是否具有实在性之类的形而上学层面的挑战，更从根本上改变了自然哲学和形而上学的地位：（1）科学对世界的表征与干预相伴随，科学理论的可理解性与工具效能相互关联；（2）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是可以转换的，不存在唯一的形而上学实在或形而上学真理，如尼采所言，世界是可以诠释的，在它的背后不存在某种唯一的意义，但却有无数种意义；（3）形而上学之于科学虽不可避免，但它们只是一些暗含的、不能检验或未加验证的假设，哲学或形而上学层面的追问，固然可以对科学理论的可理解性提出挑战，但并不对其可接受性产生决定性作用。因此，科学得以正式脱下自然哲学的外套，其形而上学问题，如爱因斯坦与玻尔关于量子力学的哲学论争，最终也只能诉诸实验。对此，哈金的实验哲学区分了表象的实在性和干预的实在性。他指出，理论表象层面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最终没有结论，但从干预的角度来看并不难理解——我们完全有理据相信电子等理论实体的存在，因为我们可以操纵它们。在他看来，恰如波普尔所言，将日常“实在的”概念扩展到微观世界的原则是“我们猜想为实在的那些实体应该能够对显然是实在的东西施加因果效应”（波普尔语），也就是说实在的概念源于人们改造世界的能力。他从工具有效性的角度提出了对实在的可接受性条件：“凡是我们能够用来干预世界从而影响其他东西或者世界能够来影响我们的，我们都要算做实在。”
哈金认为，干预的观点十分显见，甚或微不足道。而实际上，这个论点甚至可以追溯至柏拉图，他在《智者》中就曾极其相似地界定过所谓“是者”：“我的意思是有能力的东西。这种东西在本性上要么倾向于对他者起作用（主动），要么倾向于受作用（被动），甚至承受最细微的东西最小程度上的作用，即使只出现一次——所有这些东西都真地‘存在（是）’ 。我给‘诸是者’做个界定，它无非就是‘能力’ 。”也就是说， “诸是者”乃举凡有能力起作用或受作用者。论及作为认知对象的“实在” ，文中进而指出：“如果‘认知’是起作用，那么反过来必定推导出‘被认知’是受作用。根据这个道理， ‘实在’受到‘认知行为’的认知，它由此而被认识，并且它由此通过受作用而运动……”我们不妨推论，如果认知者亦为“是者” ，则认知者与被认知者皆为有能力的能动者，认知即能动者间的相互作用，正是这种相互作用确立了认知的实在性。在此意义上，科学的可理解性和可接受性的最终判准是科学的工具与实践效能或有效性，但这种可接受性显然是非独断的和可修改的，同时也是充满不确定性和风险的。
原载段伟文《可接受的科学：当代科学基础的反思》，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