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朱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现有的国际税收规则下，一家美国的数字化企业向欧洲国家用户和消费者提供数字服务，并不能给欧洲国家带来税收利益 。以法国3%的数字税税率计算，即使开征，法国每年也只能收取三四亿欧元的税收收入，这跟1.3万多亿欧元的财政收入规模相比微不足道，但这涉及税收权益的问题 。”
法国曾于2019年颁布法律，成为数字税最早立法的国家，但随后美国引用“301条款”威胁对法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法国推迟开征数字税，等待OECD推出各方都接受的方案 。
截至今年一季度，至少有26个国家已经或计划开征数字税 。显然，数字企业较多的美国并不乐见于各国开征数字税，除了法国，美国在去年还针对印度、意大利、土耳其等已经开征或计划开征数字税的国家进行“301调查” 。
相比于第一支柱直接针对数字经济，朱青认为，第二支柱是搭第一支柱的便车，设计一个防范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全球最低税率机制，即通过确保跨国企业的有效税率不低于一个人为设定的“最低税率”来系统性、综合性地解决税基侵蚀问题 。
2020年，全球177个独立税收管辖区的企业税税率已经从上世纪80年代的平均40.1%降低到现在的23.8%，还包括像开曼群岛、英属维京群岛等企业税税率为零的避税天堂的存在 。OECD的研究显示，跨国公司将25%的利润置于低税率国家，美国跨国公司的这一比例甚至更高，从2000年左右的30%提高到2019年的60% 。
“‘二战’以来，通过降低税率吸引资本是一种常见的竞争手段，这也导致了企业所得税税率的持续走低 。由于一国之内资本对税收的贡献持续下降，为满足支出需求，政府不得不增加对劳动和消费的课税，甚至需要通过征收环保税等方式开辟新税源，这在欧洲福利国家表现得特别明显 。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是，由于资本没有国界，其力量逐渐超越了民族国家，带来了资本垄断、收入分配不平等等社会问题，也引起主权国家政府的警惕 。”马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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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谷歌等互联网巨头公司是数字税的重要征收对象 。图/新华
美欧如何博弈？
美国对于OECD“双支柱”的态度最初并不积极，但在拜登政府上台后却经历了态度转变 。
美国财长耶伦在今年1月出席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听证会时就提到，拜登政府将寻求一个综合性的多国协议，以建立有效最低税收规则的方式来更新全球税收规则，防止全球利润转移，并确保公司支付其公平份额的税收 。“我们将追求这样一种方式，在保持公司竞争力的同时，减小美国公司目前在海外活动中可以享受的优惠 。”她当时便暗示，拜登政府所主张的全球最低税率可能会超过法国在第二支柱框架内提出的12.5% 。
4月上旬，耶伦表示，美国正与G20合作，希望就设定全球企业最低税率达成一致，以确保对跨国公司更公平地征税，并促进全球经济创新与繁荣 。同时，美国向参与包容性框架谈判的130余个国家发出一份文件，明确指出美国将通过立法致力于改革最低税，并通过第二支柱建立健全的全球最低税制度 。
美国显然对于“双支柱”中的第二支柱更感兴趣，而这与美国国内政策转向紧密相关 。“特朗普政府将美国联邦企业所得税税率从35%降低到21%，但拜登上台后试图逆转这一做法，为了应对基础设施投资和疫情防控等巨额支出，并控制债务规模，拜登政府不得不选择增税 。”马珺认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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