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某大学恶性事件应该受到什么警醒？( 二 ) 上海某大学恶性事件须防患于

他和学校签订了五年聘用合同。合同规定，五年之内完成三篇顶级刊物发表的论文及其他一些指标。而他在五年完成的却是实地考察和应用研究。却没有发表过一篇论文。有人为他惋惜：应该让他的研究生哪怕写一篇论文发表也好。可是，他本人不以为然，认为科学来不得急功近利，不能以时间来要求，也不想沽名钓誉。五年期满，最终院里向他宣布，因为没有完成合同指标，他面临的结果有两条，一是解聘，所有经费待遇中止；二是续聘，但降低教授等级。对此，他无疑遭到重创！一个被请回来有成就的海归人士，最终是这样的下场，他无论如何接受不了。于是，最终他冷静地思前想后，为了尊严，他选择了忍气吞声，仍回到所在的国外大学。
现在回想起来，不仅为他，也为这所大学感到庆幸，他因为有涵养和理智，没有发生像姜这样的自毁人生，又害他人的恶性事件。
从高校人才所签的聘用合同看，不管是五年，还是六年，无论是从海外引进的人才还是本土产生的人才，在政策制定上，我们是不是做到了优化和合理，是不是充分关心了人才，发挥了人才的优势？我们采取了什么样的切实可行的机制。最终，我们如何化解矛盾，防患于未然，做到稳定安全？这些，都需要教育部以及高校的领导层放下感觉良好的思维，听听一线教师的意见，反复权衡利弊，最终形成受到教职员工和学生切实可行并欢迎的政策措施来。
第二，如何破解重科研轻教学推广的现象？
高校不仅是科研的中心，而且是教学推广的中心，只有三管齐下，才能全面发展。这是世界性大学的成功之路。目前，在我国的重点高校，重科研和轻教学的现象非常严重和盛行。一个教师上课上的再好，不会受到重视和激励，也不会作为职称评定和晋升职务的标准。而教师的科研却成了刮目相看的重中之重。有的高校，发表SCI和世界顶级刊物论文除可以作评教授、院士、当官的依据，而且获奖、高回报的待遇都会作为参考标准。有些高校，只要在《科学》《自然》《细胞》等顶尖刊物发表一篇论文，少则2万，多则10万元个人奖励。一方面助长了高校老师向论文冲刺的激奋，将上课推给新来的助教，另一方面增加了教师的压力。
上海同济大学某五十多岁的一位讲师，是位深得校内外学生好评而公认的精彩讲课老师。学生想把他的讲义稍加整理出版，他不愿沽名钓誉，坚执不出，就因为没有论文直到临终也未评上副教授。显然，这里的评价体系出了问题，所定的制度决定，注重教师无用的表面文章，而忽略教师的教书育人。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赶上海归高端人才回归浪潮，我参加了一起南方某985大学在改革中不能很好用人的调查。当时一位从日本归国并有着建树的青年副教授，因为在正高评审答辩中，没有回答好某一种书本上的概念而落选。让不少热心回归的人才心灰意冷，而产生再回国外的流向。好在该校及时发现了这一问题而修复了疏漏人才的漏洞，从而使那位教师得到安抚，而避免了一场不必要的内斗。从这一点提示我们，对于像复旦这一起恶性事件，如何做好人才的方方面面的工作，帮他们排忧解难，把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应该提前想到，早做工作。
第三，制定单纯要求教师的政策要不要重新考量？
近年来，为规范高校的科研和教学工作指标和秩序，常常制定一些要求教师的条款，有教师认为，它只限教师不限官。就是对教师有各种各样的要求、约束。从这起恶性事故表面现象看，发生在复旦的教师和学院的领导之间。它反映出高校一线教师与行政管理人员的矛盾。也提示我们，这种矛盾不仅在高校，在科研院所、媒体、企业、机关等都有不程度的反映。有时甚至会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矛盾无处不在也不奇怪，就看你怎么对待。